无论如何，缺乏来自宪法体制的规范与制约，这一集中状态显然与法治化的紧急权力规制相去甚远。

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它必须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对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也包括对国家机关负责人和国家机关工作部门负责人的监督。

[10]这一规定的宪法根据是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首先， 国家监察机关在性质上不是司法机关，它不能行使国家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更不能行使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在公职人员实施了轻微违法违纪行为时，监察机关通过谈话使其悬崖勒马，改过自新。（4）公办教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因此，我们进行国家监察法立法，必须特别重视体现民主、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精神的程序。

对违法失职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撤销其职务的决定，但监察委员会主任违法失职，只能由选举产生他（她）的人大罢免。另外，国家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监督的范围包括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而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公职人员监督的范围仅限于领导干部，如政府和政府部门正副行政首长、法院、检察院正副院长、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副主任，而不及于一般工作人员。但遗憾的是，尽管这些功效在美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目前在我国却未能彰显。

这样一种修宪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我国三次全面修宪时的做法。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本选择，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两条进路。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一直留存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之中，使人直观地感受到美国宪法的发展与进步。除了前文所述的两个功效以外，宪法修正案的采用还有助于民众全面地认知美国宪法的历史变迁，这一点很可能也是出乎制宪代表们意料之外的。

除此之外，我国宪法并未再行规定全国人大以外的其他修宪机关。宪法规范在具体调整社会现实时必然与具有动态性的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与冲突。

1978年宪法先后于1979年和1980年经历过局部修改，而这两次局部修宪就是通过全国人大的如下决议实现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一方面，我国应尽量降低修改宪法的频率，包括减少一定时间内修改宪法的次数以及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数量，在条件许可时，我国甚至还需要在长时间内避免对宪法的修改。然而，两个宪法文本在正当性和实用性方面却是各有优劣。而从实践来看，美国宪法获准修改的难度远非我国宪法所能企及。

有鉴于此，在通过修宪决议之前，全国人大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将日后产生的宪法修正文本确定为宪法的标准文本。其三是指引性用语，如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的增加规定、修正案第四条中的增加以及修正案第十三条中的增加一款。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国大多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是为了更改而非增加宪法的规定。

例如，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九条若仅写作：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人紧急状态， 该条修正案的意旨就被完全改变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宪法修正文本的正当性确有再作判读的必要。

正如我们在夜晚中所看到的天空，美国宪法保留着那些很久之前就被抹去或改造的一些仍然关键的特征——好比超新星的光线到达我们眼睛前，它们就早已消失在看不见的黑洞中。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同时刊登了宪法原文、四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这一点很容易使人感觉到两个宪法文本在正当性上不分伯仲，而实则不然。

第一段表述如下：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这一表述方式更为简洁明了。然而，宪法修正案这一设计降低了修宪的难度，及时而必要的宪法修改因此成为可能。五、结语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但若果真如此，为了消除宪法修正文本在正当性方面的硬伤，全国人大就不得不考虑两种现实可行的改进方案： 其一，全国人大每次修宪时均直接通过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我国主流的宪法教科书写道：我国在认为对宪法进行整体修改和直接在宪法条文中进行增删，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的情况下，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运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了现行宪法。

面对宪法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国尚未真正启动宪法解释机制和违宪审查制度。但这一政治惯例最近被打破了，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之间的五年没有再度经历宪法的修改。

这时的宪法修正案应当引用的是先前有效的修正案。较之于美国宪法，我国宪法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实施。

其五，就公民整体的宪法意识而言，我国与美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可见，在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分权使得宪法的修改难上加难。

其二是对该规定具体位置的表述，有时还包括重置其他条款的说明，比如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就有如下表述：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因为这样做，不会动辄就另外制定一部新宪法，而是在保留宪法原来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条文的前提下, 以修正案形式附于宪法本文之后, 使宪法保持其稳定性。显然，宪法篇幅越长，阅读所耗费的时间也就越多，引用出错的几率也就越大。就美国宪法的原文而言，宪法条文是以逻辑顺利排列的。

当时的局势难以使代表们对宪法和国家的未来抱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对于宪法能否在短期内免遭否弃尚且心存疑虑，更加难以奢望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确保宪法的稳定和权威了。另一方面，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修改宪法具备前述三个方面的功效。

因此，无论修宪的频率有多高、幅度有多大，不断翻新的宪法修正文本都始终表现为一部完整的宪法典，不会出现难以阅读和引用的问题。在查阅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时，对我国宪法还不甚了解的公民有可能被过时的宪法条款所误导。

我国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存在这一问题。若使用这一文本来查阅某个现行有效的宪法规定，对我国宪法不甚熟悉的读者往往需要在浏览宪法原文之后再通读所有的宪法修正案。

但即便如此，这一考虑也存在如下矛盾：频频在社会和公众面前亮相的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副本，而具有正当性的标准文本却因实用性之故备而不用。其一是因增加而生效的规定，以双引号引出。严格地说，我国并不存在能够据以确定宪法标准文本的官方出版物。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享有修改宪法的职权，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其三是对这两种规定具体位置的表述，意在指明宪法条款在宪法序言中所处的自然段和句以及在宪法正文中所处的章、条、款和项。然而，在历经局部修改之后，这部而立之年的宪法却并非总是以同一面目示人。

基于我国此前在宪法实施方面的惨痛教训，如何确保现行宪法的稳定和权威确实是1988年局部修宪时的焦点问题。为合众国制定的任何宪法总要包括许多细节，在细节之中容纳十三州之不同利益与想法。

然而，这一事实却并不能证立后者作为标准宪法文本的正当性。尽管如此，一旦我国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作为宪法标准文本，减少修宪甚至长期停止修宪无疑是必要的。